清代六大茶山茶叶的最高产量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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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兴起后，清代六大茶山茶叶最高产量成为一个关注的重点。至清以降，历代志书对此并无记载，但坊间众说纷纭，最高者言九万担也。然坊间传说惜无可证史料，也未言所引出处，终流之于疑。

森林茶园

笔者查“九万担”一说最早出自李拂一先生。

1937年，拂一先生在《<到普思沿边去>的驳斥与纠正》一文中曾提到：

思茅老一辈的大茶商见告，清道光、同治年间，易武区产额为七万担，倚邦区为二万担，年共九万担。回乱后，产量锐减。光绪二十年间，易武区产额减为二万担，倚邦区产额减为四千担，年共二万四千担。宣统年间，易、倚两区共产一万三千担。

居于拂一先生治学的严谨，他明确说这个“九万担”的数据是依据“思茅老一辈的大茶商见告”，并不是直接的一手史料。

1955年，拂一先生在台北出版《十二版纳志》对六大茶山清代的茶叶最高产量继续沿用“思茅老一辈的大茶商见告”说法。

1984年，拂一先生在台北出版的《镇越县新志稿》一书中除沿用上述文字外去掉了“思茅老一辈的大茶商见告”这句关键字（见该书p14）。他在阐述檀萃所言“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时有如下说法：

“若以三十万人计，每人做茶最少百斤，共可得茶三千万斤，和平担（散茶每担一百斤）三十万担，满担（成品每满担一百三十斤）二十三万零七百六十九担有奇。易武、漫撒占六山之一，平均应有产量一十万平担。”（见该书p66-67）

拂一先生以檀萃所言“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证六大茶山产茶最高时达“九万担”为可信。但他又说这是在“嘉庆、道光间”（该书p14），“道光、咸丰间”（该书p67）。

要弄清此问题，首先应清楚檀萃所言“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是在何年代！

檀萃，字岂田，一字默斋，号废翁，安徽望江人。生于雍正三年（1725），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补云南禄劝知县，以运铜船沉致亏，被劾落职为徒，配滇阳驿。后主持云南成材书院。嘉庆四年（1799）离滇返里，嘉庆六年至金陵（1801），没于旅邸，年七十七。檀萃留存著述颇丰，“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为其《滇海虞衡志》一书所言，其书为檀萃嘉庆四年（1799）前所著。这可明确檀萃所言系指乾隆年间之事。檀萃卒于嘉庆六年（1801），不会说后朝“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拂一先生说此事为“嘉庆、道光间”（该书p14），“道光咸丰间”（该书p67），自然有所失察。既然所引檀萃所说的是乾隆年间事，那么拂一先生以此判断“清道光、同治年间，易武区产额为七万担，倚邦区为二万担，年共九万担。”则引证失据，不能成立。

李拂一言清代倚邦易武茶叶最高产量

再乾隆年间是否有可能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笔者已在《六大茶山不存在什么乾隆盛世》和《檀萃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之考疑》两文中否定了此说。

今天一些文章为彰显、夸耀普洱茶历史上的辉煌都在毫不胆怯地使用这个九万担的数据。数据说小了你都不好意思在普洱茶江湖上混。但对这一说法的来源却掐去了拂一先生“思茅老一辈的大茶商见告”的前提，并失察于檀萃所言时段。

关于“六大茶山”茶叶产量目前看到清代最早记载的是雍正六年（1728）六月，鄂尔泰的《请添设普洱流官营制疏》，此奏章中说：

思茅接壤茶山，系车茶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管思茅六茶山地方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客商买茶每驮酌纳茶税银三钱，令通判管理。试行年之后，征税若干，定额报部再（议）。

这个“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应该在鄂尔泰来到“六大茶山”前就存在了。此后二百七十多年，还未看到记载清代“六大茶山”茶叶最高产量的可靠史料。当然这个“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也不可能是清代茶山的最高茶叶产量。

回溯历史，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中缅战争由双方主将自行议和，这场延续多年，花费清朝九百一十一万两白银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时隔十八年后，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双方签订合约，清缅战争正式宣告结束。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政府正式解除对缅贸易封锁。同时“如有内地民人在土司地界逗留者，立即严拏究治”的严令也相应撤销。和平给滇省带来了稳定。

从乾隆末期，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六大茶山享受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好时光。普洱茶由于乾隆后期的大力推崇，在嘉庆、道光两朝茶山进入鼎盛时期。

1929年倚邦茶商有珍贵记录：

五大茶山先思茅而开辟，当乾嘉道极盛时代，倚邦一街供养戏子两班，逐日演唱，兴盛之概不难悬揣。

1927年6月，象明县倚邦茶业公会全体会员在呈文中说到：

窃倚邦、易武两土署山多地瘠，并无田亩，惟产茶特佳，号称五大茶山，在昔颇著盛名。所产茶数，倚邦三山半约二万担，易武一山半亦不下万担。清廷责贡之初，年额六万六千斤，指定要倚邦茶，其繁盛亦可想见矣。

倚邦茶业公会提到的这个三万担数字是指杜文秀造反前茶山繁盛时的情况。这条史料比李拂一先生听到的应该更直接，毕竟这些茶商们就在茶山，对于自己的历史会更清楚一些，他们不会将九万担的光荣历史降低为三万担吧。从来只有说“杀敌三千”邀功请赏，不会说“歼敌八百”，自贬战绩。其实三万担茶叶对一个不大的区域来说已经是个很高的数字了。

1927年倚邦茶叶公会言清代茶叶产量

1929年12月，倚邦茶商在给省务委员会的请愿书中说：

象明县属之倚邦、易武乃昔著名之五大茶山。前清嘉庆、道光年间，每年出口茶叶数在二万余千担，年解贡茶六万六千斤。

这与1927年的说法基本一致。

1935年10月，易武同庆号、同兴号、同昌号、车顺号等十数家茶商留下的文档中记：

前清嘉、道年间种植茶树数万万株（原文如此，笔者注），居民衣食于是有赖。一般茶民不肯采摘茶芽，即揉茶号家亦不使用，两相保护则茶树茂盛，逐年所产增加，几及万担。茶民丰富、茶号林立，运输者人喊马嘶，联络不绝于途。

这里说易武在嘉、道年间产茶“几及万担”，也与倚邦茶商所说基本符合。

1938年，镇越县长赵思治所修《镇越县志稿》载：

本县一区（指易武）与（象明）区倚邦在内数百年称五大茶山。乾嘉时代最为兴盛，人口繁殖，商旅云集，每年产茶达万担以上。

《新纂云南通志》载：

（清代）茶厘：普茶厘金《旧章》定每细茶一担收银一两二钱，粗茶每担收银一两，其宝红茶每百斤收银四钱。各局年约收银二万八千至三万两不等。

这是官方权威的数字了，即使有逃票的那也是极少数。按此征收的厘金“二万八千至三万两不等”计，“普茶”销售也不会超过三万担。

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杜文秀部攻陷普洱府城。同月，思茅厅城也陷。府城既陷，杜文秀部分兵四岀，整董、猛乌、倚邦、易武茶山一带地方叠被攻陷。

清庭与杜文秀军在普洱、思茅、六大茶山一带反复争夺，史载，兵祸之处“大肆焚掳淫杀，所过之地尽成邱墟，乡民几无噍类矣。……自兵燹后，茶山砍毁殆尽，产茶稀少，商贩零星。”

从同治十二年开始，清政府对云南税负采取了一系列减免。这一时期的税负减免，时间跨度二十多年，对云南休养生息起到了积极有利的作用。

高士品茗图

光绪时期，云南政局得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1889年蒙自海关开关和后来滇越铁路的开通，都使茶山得到一定发展。光绪一朝是六大茶山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民国二年（1913年），易武土把总伍树勋向漫乃厘金总局王得春反映，漫乃厘税两款每年收万两以上，这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前的情形。以此推算光绪年间的茶叶也在万担左右。

据《新纂云南通志》载，宣统元年（1908），六大茶山所设漫乃、倚邦两厘金局征收的厘金的数额分别是七千三百两和一千四百两，共计八千七百两。厘金税目包括茶叶、牛、骡马、猪、牛皮等。茶叶征厘不到一万担。

1911年12月，意大利人思茅海关代理税务司罗范西（F.Rospigliosi）记载：

茶叶，及著名的普洱茶，以质优闻名，生长在中国掸邦江洪镇（汉人称为九龙江）以南的山区。其主要产茶地是倚邦、易武、攸乐、漫撒和漫腊，它们都位于江洪境内，湄公河以东地区，年产量约为一万骡箱，年产值达到10万-12万两，即每担10-12两。

这里的“年产量约为一万骡箱”时间跨度是1901年至1911年间，即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的平均年产量。

1934年5月，镇越县县长邓扶汉向云南省实业厅报告：

县属易武属产茶区域，为五大茶山之一，在昔产额百万斤以上，概係运输法越，英缅各地，为出口华茶之大宗。

“百万斤以上”也就是“万担”多些。

从以上史料判断，光绪一朝六大茶山的茶叶产量达到一万担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镇越县改名为勐腊县。易武、倚邦均属勐腊县。1994年12月出版的《勐腊县志》对茶山茶叶历史最高产量也采取了一个稳健的说法：

清乾隆至光绪初年（1736~1875），县境五大茶山周围八百里，年产茶叶上万担。光绪二十二年（1895）勐乌、乌得割让法国后，茶叶销路受阻，茶叶产量减至5000担。……据史志记载，历史上茶业旺盛时期年产量达万担以上。

《勐腊县志》虽然只说五大茶山没有涵盖攸乐茶山，但即使加上攸乐茶山，距九万担的说法还是太遥远了些。

仕女奉茶图

我们再从新中国成立后勐腊县的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来看一下这个问题。1949年勐腊县茶叶面积为2770亩，产茶401担，经过40年的发展，到1988年，茶叶面积达到25567亩，产量达9456.7担。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茶叶亩产量要比清代高，要达到9万担（按每平担100斤算，合900万斤）的产量，在清代，易武、倚邦的高杆茶园需要有多少亩？有这可能吗？

“九万担茶叶”确实是一个“思茅老一辈茶商见告”的美好传说。

在没有其他可证史料出来前，对于清代六大茶山茶叶历史最高产量，笔者个人倾向于在嘉庆、道光年间普洱茶的最高产量曾达到了三万担左右。

本文图片由李路老师提供，如需使用，需经同意。李路老师新书《普洱贡茶——清代六大茶山的崛起与兴衰》一书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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