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百个字，茶农的艰辛和无奈跃然纸上。茶农遭受到来自政府及官僚的欺压，政府设总茶店在思茅，命令茶户将茶运送到总店才给茶款，偏远的茶山距思茅千余里，食宿交通自理，对茶农来说，往来十分困苦。官方还缺斤少两的计算给自己增加利益，欺压茶农。之前茶商可以先付款后收购茶叶，达到通融得济，而官民交易，无任何通融条件，官府只管收茶叶，不重视茶叶的再生产和茶农的困难。这样的交易和管理方式压抑了茶农和茶商的积极性。
清《道光云南志钞》卷一《地理 志》记载“普洱府。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治之普洱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纳地置普洱府，又设同知驻所属之攸乐，通判驻所之思茅。”“思茅厅，乾隆元年裁通判，移攸乐同知驻其地，名思茅厅。山则白马、孔明，皆距城数百里，高千百仞，而六茶山在东南三百里倚邦土弁 境，产茶、备土之贡。”史料记载说明了普洱府是当地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叶经过加工制作，上贡朝廷和运往各地。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宫廷将普洱茶列为贡茶，视为朝廷进贡珍品，普洱贡茶的采办具有严格的规定和操作程序，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张泓撰《滇南新语》中对普洱贡茶的制作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述，并印证了白银已成为清代云南茶叶交易的主要货币形式。“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似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制，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成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