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车云山村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一米多长的柴火垛。这些劈柴都是年前就准备好的，待到谷雨时，用来烧锅炒茶。
信阳被称作北国江南，车云山位于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是传统的“信阳毛尖”核心产区。杨嫚的父亲杨少富，靠着茶园，养活了一家5口人。
炒茶制茶，挣的是辛苦钱。到杨嫚和弟弟杨柳这一代，传承成了最大的问题。杨柳曾经多次说，自己“不想当茶农，没什么意思”，因为“做茶太累了”。
对信阳人来说，茶，就是一张名片。信阳毛尖，来得永远不急不慢。好茶要在年后一两个月，待到谷雨时节，茶树熬过一个寒冬后，才肯吐出嫩芽来。
鄂豫交界的桐柏山区，山高林密，是茶叶生长的好地方。早春时节，山上还很冷，采茶工得穿着棉袄上山。用指甲轻轻掐着嫩尖，一天采不了几斤。这是与时间的赛跑。等到天气一旦回暖，茶叶便开始“疯长”起来，“那采茶就像打仗一样了。”杨少富说。
采完茶仅仅是第一步，制茶，更是一种抢时间的劳动。屋子里支上大锅，便搭建起一个制茶“车间”。茶农系上围裙，套上护袖，便开始劳作。
每当这个时候，杨少富一家，就像炒茶房那两口大灶里的柴火一样，火不灭，人不休。
茶叶采摘回来后，铺晾在一旁，鲜叶按不同品种用竹编筛子进行分级，剔出碎叶及其他异物，分别盛放。
简单挑选出不合格的叶子后，茶叶被撒在筛茶机的网面上，网格状的小洞，把全尖的茶叶筛检出来，剩下的换张孔稍大的网面，再次筛检。最先被筛出来的是全尖，接着是一芽一叶，最后是两边都有片叶子的茶叶，俗称“左拥右抱”。
鲜叶筛检后被分成品级，全尖的最优，一芽一叶为上品，一芽两叶的为优品。
炒茶的工具很简单，一个茶把，两口热锅就成。茶把由竹条制成，样子很像一杆长扫帚，底部修剪齐整，围成一个向外散开的圆柱形。
灶炉连在外面，柴火有烟，茶叶熏不得。
炒起来的茶叶被送入第二口锅，颜色已成褐绿，锅边还堆积着柳絮般的小绒毛。
杨少富抓着一把茶叶往锅里横扫，这时候的炒茶人，就像是机器，要是一走神，茶就毁了，干到昼夜不分时，全凭着茶叶那股香气提着神。
最后一步完成时，板栗香就充盈着屋子。
炒茶往往从半夜开始，一直到鸡鸣时分。一炒起茶叶，手就像屋里吊顶上的风扇叶，转个不停。
周家军说，有次自己炒茶叶时累得睡着，手上的动作停了，手不知不觉滑进热锅里，又硬生生被烫醒过来。到吃饭的时候，周家军的手剧烈抖动，连饭碗都端不住。
（周家军一家）
雇工，便是大多数茶农的选择。从户籍上说，村子里的常住人口有606人，但每到采茶制茶时节，随着采茶工的涌入，村里一下能容下将近3000人。
每年的这个时节，冒着热气的大锅，穿着红棉袄的茶工，穿梭在绿色的梯田间，几乎成为车云山一景。
“采茶女”的消亡
杨嫚家，是由两层自建房组成的农家小院。家里雇来的十六个采茶工，都住在二楼的两间屋子里，大通铺，横着睡成一排。
茶山上都是梯田，采茶工分成数排，这是一份需要耐心的活计。能够称为“信阳毛尖”的茶叶，只要茶树枝头上的三片叶子。杨少富家22亩的茶园，一天只能采出三四斤鲜叶，经过炒制、烘焙去除水分后，成品不到两斤。
采茶工大多是留守农村的中年妇女，相约着来到信阳，一个采茶季下来，能挣四五千元。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农来说，茶叶既是收入来源，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杨少富最近有些发愁，“采茶工的工钱越来越高，人也招不齐了。”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周家军，“去年准备招60个采茶工，但是最后只招来了40人，而且都是上年纪的。”
这和三十年前形成强烈对比。周家军做了16年的村长，如今依然操持着家里的产茶大事。他说，三十年前，招来的采茶工，都是16至20岁的小姑娘，真正的“茶花女”。那时的工钱，是一元一天，而茶叶的市场价格是每斤7至10元。这样折下来，每斤茶叶的人工成本，只占售价的10分之一。
时间走到2018年，小姑娘不愿意再做这样的辛苦营生。招来的采茶工，年龄都在40岁往上，工钱也涨到130到150元每天。茶叶的均价，在每斤400元，相比之下，人工成本，陡然涨到三分之一。
由于采茶工是短期工，采茶时在茶山上的梯田，安全起见，茶农需要为采茶工购买保险，“一个人20元，再加上介绍采茶工人的信息费，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桐柏山区，制茶从早年间的致富捷径，变成如今“挣的钱只够裹住嘴”。
“有别的营生，就别回来种茶”
桐柏山区茶农的当务之急，是手艺的传承问题。
看似每年只在采茶季忙一个月，实际上，茶农们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平日里，维护茶园更费精力。
车云山的茶，大部分只出春天这一季，到了夏天就要维护茶园。三伏天，人一出门汗都往下流。家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杨少富就戴着草帽，背着锄头，提着水壶，去茶山松土了。除了松土，茶树地面以上的枝干也要全部剪掉，否则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茶叶长出来就“没尖儿”了。
周家军的儿女都在郑州开茶叶店，干的还是茶园的营生。如今，两个孙子一个10岁，一个6岁，当被问及是否会把炒茶的手艺传给孙子时，周家军说，“他们吃不了这个苦。”
靠着家里的22亩茶园，杨少富养活了一家人。按照他的说法，制茶是一份操心的活计，虽说采茶不用亲自上手，但“种茶的时候担心受虫种不好，采摘期间担心招不到采茶工，采摘下来担心炒制跟不上，炒好茶了又担心卖。”卖不出去的毛尖，跟树叶子没什么两样。
（杨少富一家）
杨少富家的茶叶大都卖给老顾客。不过，为了补贴一家五口人的开销，杨少富平时还打些散工，“茶园现在能养活一家人，但是10年以后谁知道呢?”杨少富的儿子杨柳马上就要高考，杨少富总是教育他，“你在外面能有别的营生，就别回来种茶。”
不做茶农，几乎是车云山“茶三代”们的愿望。
杨少富一直想让女儿回家做个英语老师，但杨嫚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和成都工作，车云山已是一年难回一次的故乡。弟弟杨柳的态度更为坚决，他说自己“不想留在这儿当个茶农，没什么意思”，因为“做茶太累了，我想学好书法，当个老师。”
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影响着茶农的命运。茶，不再是年轻一代的首选饮品。村里一些人盖起5层小楼，准备转型做民宿和旅游。
周家军说，自己打算和村里人一起，走电商的路，在“保证质量下，能把我们坚守的好产品卖出去。”
对于茶农来说，品质就是最好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