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国不幸，也是自身命运使然，1935年大学毕业后，李联标就过上了苦行僧般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辗转于福建福安、河南开封、四川成都，直至1939年受命来到贵州湄潭，筹办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远离战火的边陲小城，让李联标暂时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却没有能够摆脱苦行僧的清苦生活，住的是古老破旧的木板房，吃的是粗粮淡菜，只是他结缘潜心修行的不是佛法，而是茶叶这片香醇的绿叶。
湄潭的日子虽然清苦，因为偏居一隅，远离战火的纷扰，是战时难得的安谧之地。然而，随着中央实验茶场的落户，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加上从抗日前线受伤的千余名官兵也陆续迁入湄潭疗养。小小县城人口剧增，市场物价不断上涨，钞票一直贬值，以至于茶场不得不采取“以米代薪”的方式发放员工工资。李联标一人的收入要负担一家五口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拮据可想而知。
李联标的乐观豁达下面是坚强和隐忍。繁重琐碎的工作，清苦拮据的生活，让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就患上了胃病，吃不下硬饭，常常一碗面条就当一顿午餐。在身体欠安的境况下，他不但白天坚持工作，晚上还要忍着胃痛，学习到深夜。建场当年，他就拟订了“全国茶树品种征集与鉴定”研究项目，先后在全国13个省征集了270个地方品种。这个“先天下之先”的举措，既让湄潭这个边地小城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科研所在地，也为20世纪50年代末和70年代中，他在杭州领导建立大规模的茶树种子标本圃，收集保存一批茶树种子资源，为茶树新品种选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面对半壁山河沦陷，战火四处燃烧，国家缺乏人才的境况下，李联标当仁不让，兼任起了浙大湄潭职业学校第一期茶科班主任，在提倡机关学文化，倡导职业教育的同时，教育学生“应当立大志做大事，不要当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为湄潭及贵州茶叶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李联标作为一介书生、专家学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种种茶叶，搞好教学，就已经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他却没有耽溺于这样的生活，还利用业余时间，奔赴各地开展茶树地方品种调查。他自带行李，步行在(黔北四县)湄潭、凤冈、务川、德江四县的深山老岭间开展茶树地方品种调查。此时的李联标，筚路蓝缕，茕茕独行的身影，倒映在黔北的清流碧波里，已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茶行僧形象。1941年，他在务川县老鹰山岩上首次发现中国野生乔木型大茶树后，列举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和继他之后中国茶叶工作者与茶农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原始森林中发现的乔木型野生大茶树，根据植物演化历史与古地理、古气候的研究成果以及茶树原始型形态、生化、细胞学特征，驳斥了勃鲁士(英)、司徒博士(荷兰)、威廉乌克斯(美)等所谓权威人士，关于“茶叶非中国原产”的根本性错误，并以印度阿萨姆的地理位置和物种在地理上的分布规律，论证茶树应原产于中国西南地区。他据此整理出的黔北四县10个地方茶树品种在农家推广后，部分品种衍生演变至今，仍然种植在黔北的土地上。
来源：遵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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