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原产地六大茶山的命运起伏，同车里宣慰司的主权归属与行政划分紧紧缠绕在一起，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演绎出跌宕起伏的历史话剧。
明代隆庆六年(1572)，宣慰使刀应猛征集贡品方物时，明文记载了十二版纳的划分：景龙、猛罕等宣慰使直辖地一版纳(其时呈送的礼品中有茶四筒，每筒四团);猛遮、景鲁、猛翁一版纳;猛笼一版纳;猛混、猛板一版纳;景真、猛海、猛阿一版纳;景洛、猛满、猛昂、那嫩、猛康一版纳;猛腊、猛伴一版纳;猛岭(普藤)、猛旺一版纳;猛拉(思茅及六顺)、猛往一版纳;猛捧、猛润、猛漭一版纳;猛乌、乌德一版纳;整董、播剌(倚邦)、易武一版纳。李拂一编译的《泐史》中的这段记载被后世沿用。
车里归顺清廷之后，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主政云南的吴三桂“以普洱地方半归车里半属元江，并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煖、猛捧、猛臈、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等十三处隶元江府。”康熙《云南通志》的这段记载，明确传递出吴三桂将车里宣慰司主导权牢牢把握在手中的意图。这只是他宏大政治图谋中的一部分。为了拉拢达赖喇嘛势力，吴三桂奏请在云南北胜开茶马互市，“或令商人于云南驿盐道领票，往普洱及川湖产茶地方采买，赴北胜互市。”清初刘健著《庭闻录》的记述印证了这一点。康熙三十年(1691)《云南通志》载曰：“普耳茶出普耳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莽支山、茶山，二山在城西北普洱界，俱产普茶。”这些都出自元江府条目下，也可作为侧面的印证。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元江府志》载曰：“普洱茶出普洱山，性温味香，异于他产。”“莽支山、格登山、悠乐山、迤邦山、蛮砖山、驾部山，六山在城西南九百里普洱界，俱产普茶。”六大茶山始见于官修史籍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世宗即位，云贵总督高其倬《筹酌鲁魁善后疏》陈述治边十条，奏称：‘普洱茶山等处为流寇盘踞，井盐挨日收课，商茶按驮抽银。令守备带兵驻扎茶山，内制野贼，外控土司。并设汛盘查茶山客商人等，以严出境之弊。’涉及茶山客商的寥寥数语，勾勒出盛行丛林法则的茶山社会生活风貌。
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至雍正六年(1728)六月之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与雍正皇帝之间的五份奏折及批复，为我们复盘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手材料。
鄂尔泰的奏折中，莽芝麻布朋、克者老二被称为窝泥渠魁，安上了首犯的罪名。平叛的军事行动主要在车里宣慰司辖区内展开，重心则是在茶山，继后茶山、六茶山与六大茶山混用。起先是用茶山代指，伴随了解加深，逐步倾向于使用六茶山与六大茶山。并提出在江内各版纳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需要注意的是鄂尔泰奏折中提到的明朝孟养土司事件为前车之鉴，以及旧属孟养的茶山土司，文献中分列永昌府，与车里宣慰司下辖的孟养与茶山不可混为一谈。
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后，鄂尔泰即受命编纂《云南通志》，书中载曰：“普洱府，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蛮耑、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耑者味较胜。”这与鄂尔泰奏折中所提六大茶山前后呼应，完全体现了鄂尔泰的政治意图。此即后世公认的六大茶山。
雍正《云南通志》
雍正十一年(1733)，尹继善继任云贵总督，其《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条陈治边十六条。随之委任倚邦土弁曹当斋、易武土弁伍乍虎以及攸乐土目叭竜抚、喇鲊匾分管六大茶山事务。嗣后倚邦曹氏土司与易武伍氏土司成为六大茶山两大显赫家族，外来客商更是在倚邦土司地与易武土司地开启了普洱茶商贸兴旺的时代。
乾隆二年(1737)，朝廷敕封曹当斋夫妇昭信校尉安人碑中称“普洱府属茶山倚邦”，也就是倚邦属于茶山。乾隆六年(1741)，修建蛮砖会馆所立功德碑文中称：“六大茶山，蛮砖一”，捐资人中有“管理茶山军功土部千总曹当斋奉银四两”。乾隆十二年(1747)，云贵总督张允随所下有关茶政的行政命令，次年被刻在石碑上，落款为“管理茶山土千总曹当斋统四山头目敬立晓谕”。可见曹当斋对于自身地位与所辖地域为有着清晰的认知。
乾隆《敕封曹当斋夫妇昭信校尉安人碑》
(倚邦)
乾隆五十四年(1789)，漫撒新建石屏会馆所立功德碑，碑文中称：“茶山又其超鄙也，漫撒又茶山之小者也”。捐资人中就有“世袭管理茶山一带地方部厅曹捐银伍拾两”，“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部厅伍捐银陆拾两”。漫撒作为茶山之一，为世人稔知。时任倚邦土司对于自己所辖地域的认知得以延续。
乾隆《漫撒新建石屏会馆功德碑》
(易武茶文化博物馆)
一方修建茶马古道曼拱段失年功德碑上，捐资人有“管理茶山军功部厅曹捐银拾两”，无法确知是哪位倚邦土司所为，但对茶山的确认一如既往。
目前所见，直到道光年间，倚邦土司的身份认同有了变化。约在道光六年(1826)年之后，重修牛滚塘五省大庙功德碑上，捐资人中有“倚邦司厅曹奉银伍两”，应该指的是时任倚邦土司曹铭所为。凸显倚邦的作法，嗣后成为一种定例延续下来。
茶山的地名观念影响深入民间，一本民国年间《杨姓家谱》记载有“杨氏历代迁移表”，有清一代，其中十二世杨振溪、十四世杨干基与杨能才皆是从石屏移居茶山，十五世杨文弼、十六世杨龙宾、杨龙泽皆是从元江县移居茶山(世系表中注明移居茶山漫撒)。
乾隆五十年(1785)，车里宣慰司刀士宛允准十二版纳另行划分：猛腊、猛伴为大版纳，思茅、六顺为大版纳，猛岭(普藤)为大版纳，猛乌、乌德为大版纳;猛罕(橄榄坝)为大版纳，猛混为大版纳，猛笼为大版纳;以上九版纳为大版纳。猛捧、勐润为小版纳，猛海、猛阿、赛宽、冈景为小版纳，景真、猛远、猛醒、小猛养为小版纳，以上三版纳为小版纳。
实际上，无论是明代隆庆年间十二版纳的划分，抑或是清代乾隆年间十二版纳的划分，每次背后都有境外缅甸势力对我国土的觊觎，不可不察也。
道光《普洱府志》“土司卷”载曰：“本朝顺治十八年，刀穆祷投诚，仍授宣慰世职，管理十三版纳。雍正七年，以普洱思茅等处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纳地改设流官，其余六版纳地仍归宣慰。分置十三土司为十三猛地方，疆域四周及几万里，今仍称十三版纳。隶宁洱县属者五猛：一普藤土千总，一猛旺土把总，一整董土把总，一猛乌土把总，一乌德土把总;隶思茅九龙江内者五猛：一六顺土把总，一倚邦土把总，一易武土把总，一猛腊土把总，一橄榄坝土把总;在九龙江外西南境者三猛：一猛遮土千总，一猛阿土把总，一猛笼土把总;兼辖十二土便委：江内土便委四名：一猛捧土便委，一猛仑土便委，一猛伴土便委，一竜得土便委;江外土便委八名：一打乐土便委(又作打洛)，一猛混土便委，一猛海土便委，一顶针土便委，一猛康土便委，一猛满土便委，一猛往土便委，一补角土便委;实为土职之领袖。”这段文字流露出清廷真实的意图，借改土归流之际，将十三版纳与十三猛的概念打通，并将大小土司的任命权牢牢掌控在手中，从而到对车里宣慰使及下属有效管控。自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后，除却偶有的变动之外，清廷一直延续对车里宣慰司统治的理念与策略。
而在车里宣慰司的内部，为了巩固自身的权益，其对十二版纳的划分，同样经历了动态调整。究其不同信息来源来看，也并非完全一致。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将猛乌、乌德割让给法属老挝。次年，勘界委员黎肇元，思茅厅同知许台身等人至易武白云洞，留有题壁诗，诗文中尽显屈辱愤懑之情。猛乌、乌德割让事件成为西双版纳历史上挥之不去的伤痛。
由于多重复杂的原因交织缠绕，对于明清时期十二版纳的划分，存在不同的看法。使得从外人看来，犹如雾里看花，很难洞悉背后的是非曲直。
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普洱茶及其产地六大茶山，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可以看到明代车里已经有茶，但却出自于宣慰直辖版纳。当时整董、播剌(倚邦)、易武划分为一个版纳。
入清以后，作为主政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先是尽力掌控车里宣慰司，在其划分的十三版纳中，出现了茶山版纳。他的政治意图中就包含了以茶笼络达赖喇嘛势力，并奏请清廷后得以部分实现。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云南融入清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系。野心幻灭后兵败身死的吴三桂留下了部分政治遗产，这在康熙《云南通志》康熙《元江府志》中得以体现，普洱茶及其产地六大茶山进入了清廷的视野。
鄂尔泰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以后，经由善后政策调整，车里宣慰司被纳入流官政权的管控之下，分设倚邦土司、易武土司及攸乐土目强化六大茶山的统治。就是在此期间，茶山的概念明确为六大茶山。并以雍正《云南通志》所记六大茶山为后世所公认。茶山与六大茶山成为朝野稔知的词汇，在倚邦、易武土司地遗存的文物碑刻中一再显现。茶山的概念深入民心，在外来客商“走夷方，上茶山”的历史潮流中经久不衰。
溯源普洱茶史，从茶山到六大茶山，犹如一副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将普洱茶原产地六大茶山及其演变历程置于历史大背景下俯瞰，伴随家国命运起伏律动，一方土地上人们的身如浮萍般飘零，普洱茶背后的故事，说不完的喜怒哀怨，数不尽的世事沧桑。
作者简介：
马哲峰，著名茶文化学者，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双版纳普洱茶历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勐腊县首届普洱茶文化传播大使，“行知茶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所著《普洱寻茶记》《读?中国茶》《普洱六山记》《寻味普洱茶》《读懂普洱茶》《大倚邦传奇》等，连年荣登茶媒体推荐阅读十大茶书榜单。曾荣膺《普洱》杂志优秀撰稿人，荣获河南茶叶流通领域发展二十周年杰出贡献奖，荣获创新中国茶百佳创新人才奖等。《人民政协报》等多家媒体予以专题报道。
来源：行知茶文化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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