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饮茶具有详尽、既定的流程；精美、完备的器具；细腻、准确的烹煮方法及严谨的仪式。除此之外，茶砖的制作及分级、煮茶用水的产地、质量和火候也是很严格的。
随着文化交流的繁盛，唐代的茶文化渐渐影响到周边国家，日本首当其冲。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佛法，同时带回茶种与茶事仪轨，饮茶养生也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说，在唐代人们对茶的享受是从茶滋味、茶形式到茶精神的全方位体验。
唐确茶风
茶风茶俗，确认于唐。唐茶始为律规，当推陆羽及其著作《茶经》为祖。
陆羽可谓是茶史奇人，他的身世、他的命运、他的诗歌和他与当时文人的交往都在后世传为佳话。但即便是圣如陆羽，在唐时也被排挤和误读过，关于陆羽的茶闻逸事，《新唐书》陆羽传中记载到：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兹知饮茶矣。时鬻茶者，制陶羽形置糃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从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这段文字记载了陆羽的著作《茶经》分为三篇，主要记述茶之源、烹茶之法、茶事用具等。由此，饮茶之风在民间盛行，以致于当时的茶店将陆羽的形象做成陶瓷偶人，将其奉为茶神来祭祀。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茶人叫常伯熊，从陆羽的茶论里发挥出许多茶的功用。御史大夫李季卿路过临淮，闻听伯熊茶名，召其前来烹茶，伯熊按照陆羽的记载讲解一番，御史十分满意，将伯熊烹煮的茶汤一喝再喝。又有人举荐陆羽的茶道，御史便把他也召来。陆羽穿着山野村夫的服装，提着茶具登堂入室。御史很看重华服美器的伯熊，对比较粗放自然的陆羽深不以为然。陆羽回去之后引以为愧，又写了一部《毁茶论》。由此之后饮茶成风。当时西域的回纥入唐朝觐，受饮茶之风影响，从此形成茶马互市。
这一段传说在《封氏见闻录》中也有印证：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这一段记述比较明确的讲清楚陆羽在茶方面的贡献：说茶之功效、煎点之法、设计、制造了茶具“二十四事”，并规定了盛装的容器：都统笼。由于陆羽的创造，茶事在当时十分流行，以致于繁琐至二十四具，而且“好事者家一副”的状况。常伯熊在陆羽的著作论点基础上广为润色，大加改良，虽非原创，但也对茶道的更进一步流行起到促进作用，尤其使茶道流传至王公贵族阶级。
雍容茶事
从法门寺地宫等唐代遗址出土的茶具来看，茶事已成为当时皇室贵胄中必不可少的一项生活内容，以致于茶不厌精，炙不厌细。唐代茶事大体分为以下流程：
1.备器：《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炭挝、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等，另有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
“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
3.取火：《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庭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沸，庶可养茶。”
4.候汤：《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初渡东瀛
唐代的文化对周边国家很有影响力，当时日本天皇派遣一些僧人来唐朝学习佛法，在寺院的生活中，日本僧人接触到茶道茶事，并且将唐茶带回祖国，于是茶与禅教风行东瀛。
最早关于饮茶学僧的记载见《空海奉献表》（《性灵集》第四卷）记载，留学僧人空海来到唐朝中国，并在此学习佛法。两年后（大同元年）回到日本带回了大量的经书、典籍、书画和法器等物。有一些呈给嵯峨天皇的书卷即为后世流传的《空海奉献表》。书中提到“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由此可证，空海在修学之余，常常受茶汤之惠。
日本的古代文化是在与中国的历朝历代交往中形成的。从舒明天皇二年犬上御田锹作为最初的遣唐使访中国以来，直到宽平六年，由菅原道真废除遣唐使制度为止，这其间被派往唐朝的使团多达十余次。有历史记录的说法是由最澄和空海带回“日本最古茶种”，但很可能在空海之前，已有遣唐使带回茶种，并且加以种植了。
吃茶养生
到了平安时代末期，一味模仿唐风的时代结束了，两国交通不便利等原因，使日本人虽然速度缓慢，但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独立消化大量盲目吸收进来的唐风文化，国风文化由此产生。饮茶之风，曾因遣唐使而在日本兴起，到了平安时代，吃茶还大部分只囿于皇族贵族和僧侣阶级。关于当时吃茶的文献资料见于《本朝文粹》中都良香作的一首回文诗—《铫子铭》。回文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可以环复阅读，从哪一句往后推读都能读得通。这道刻在茶铫子上的回文诗就是利用了茶铫铁制圆体的特点，其诗文如下：
多煮茶茗，饮来如何？
和调体内，散闷除疴。
这首诗是说：经常煮一煮茶喝，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茶的好处多多，不仅可以调和体内的不和谐，还可以散除烦闷，去除沉疴。类似的说法也见于《菅家文草》，其中记载有“茗叶香汤免饮酒”、“闷饮一杯茶”之类的句子，与我国的茶中亚圣卢仝诗句“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僧侣在寺庙中饮茶有其宗教上的仪式感和助禅之意，而诗人、文人的吃茶却带有仙人、道家的超越之感，风雅之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为日后日本茶道形成“抹茶”、“煎茶”两大流派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