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有乾坤 壶中见精神
——报人与茶的风云际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有些人直接拿起了武器，而报人们则挥动起如椽大笔，一篇篇振聋发聩、激昂慷慨的文章见诸报端，成为唤醒民族灵魂、沸腾爱国情怀的利器。
提笔落墨之际，茶始终是报人们的精神伴侣。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茶历史源远流长，内涵博大精深，中华茶道一以贯之、传承有序。中华报人更是将茶道精神演绎得分外瑰丽，茶香不仅滋养了报人精神，他们还以茶为笔写春秋。笔下有乾坤，壶中见精神，报人的笔端汹涌澎湃的不仅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翘盼。
章太炎(1869—1936年)的爱茶可以用痴迷来形容。1906年他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
他素爱饮茶，平日里不管有事无事，总是手端一把紫砂茶壶，时不时的啜上几口，其乐陶陶。
章太炎(1869—1936年)
1914年，袁世凯复辟之心昭然若揭，章太炎为民请命决定当面质问袁世凯。袁世凯避而不见，并把他关到龙泉寺。章太炎气急之下宣布绝食，以死抗议。但他补充道：“不过，茶我是要喝的，每天早上你们只要给我泡上一壶茶来就行了，我是绝食不绝茶。”
后来，有人告诉章太炎：袁世凯是你的死敌，巴不得你死。你绝食死了，岂不是了了他的心愿。章太炎觉得言之有理，随即停止了绝食。
于右任(1879—1964年)
同样爱茶如命，还有于右任(1879—1964年)，1909年他在上海法租界创办《民呼日报》，揭露清政府不顾民生，仅92天就被查禁，再办《民吁日报》又被查禁。1910年创办《民立报》，宣传“三民主义”，成为辛亥革命期间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享寿85岁的他，虽说坚持“不养生而寿，处尘世而仙”，但平常非常爱喝茶。而且，他在喝茶时加入少量的松针，即所谓的松针茶。松针富含多种氨基酸，与茶融合，既营养又美味，深得于老厚爱。
有一则传说，于右任曾率陕西靖国军抗击北洋军阀来到泾阳防区，泾阳茶商们素和于右任交好，纷纷捐钱捐粮。于右任感动地说：“茯砖茶600多年来一直是官方调控‘茶马交易’，官方称其为‘安边茶’。而今又大力支持革命军，堪称‘安国茶’也。”
张季鸾(1888—1941年)
于右任办《民立报》的时候，一个年仅20岁的小伙子来应聘当记者。彼时，他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报界宗师”的张季鸾(1888—1941年)。
张季鸾担任过《大公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等报的总编辑。他每天来报馆很晚，先看当天的报纸，然后喝茶、接待来访者，与人谈论。
那时的报纸截稿时间很晚，他总要到每晚各地新闻到来之后，根据版面空出的大小，再琢磨社评。
他还会邀朋友到办公室喝茶，谈对当日新闻的看法，随后落笔成文。据说他的社评刚好能填补版面的空缺，做到“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
陈独秀(1879-1942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载入中国史册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1879-1942年)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早期著名红色报刊多与陈独秀密切相关。
1912年，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利用人们的封建愚昧思想，复辟帝制。陈独秀对此深恶痛绝，决定创办一份杂志，专门批判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
“我花个十年时间办杂志，应该能让中国人的愚昧状况大大改观。”
陈独秀满怀信心，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由于是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因此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他还主编中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中国共产党党报》、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同时，他还是《共产党》月刊、《前锋》月刊的主要撰稿人。
2021年，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在这部电视剧中还原了百年前陈独秀的生活场景——他既置身在革命的浪潮中，又无时不刻得徜徉在茶的世界中。
友人来访、寒暄时要喝茶，与同人吃饭、商讨事情时要喝茶，争论学术观点时要喝茶，筹办思想启蒙的杂志时要喝茶，写文章时更是茶不离手。
李大钊(1889-1927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探索救国图存、思想启蒙的艰难历程中，茶也是觉醒者的食粮。同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1889-1927年)，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也是用报刊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大家。
李大钊创造了在中国报刊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出马列主义研究专号、第一次出劳动节纪念号、第一次为报纸首选“每日警语”并开启中共理论研究的先河……
从1913年到1925年，李大钊先后主编、编辑的报刊达20多种，为其他报刊撰写政论、时评、通讯、诗歌等300多篇100多万字。
他提出的办报“三个要义”(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成为后世新闻工作者的宝典，他反复强调新记者需要有史学研究者的修养，才能用冷静的头脑、透彻的观察去辨识每天发生的新闻。
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1913年冬，为探求救国真理，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某日到日本的军事陈列馆参观，馆内有许多从中国掠夺的战利品，每一件都标明了来源出处，被日本人夸为国荣。李大钊睹物伤怀，在街头买下了一件木质漆茶盘。中国是茶的故乡，日本茶道也源自中国，李大钊以此物时刻警醒自己虽身在异乡，但要饮茶思源、勿忘国耻。
北京的来今雨轩茶社，始建于1915年。1919年7月1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就在今雨轩成立，并同步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图为修缮一新的来今雨轩)
北京的来今雨轩茶社，始建于1915年，是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最著名的集茶座、餐馆于一身的宴请场所，社会名流都在这里喝茶、聚餐。
1919年7月1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就在今雨轩成立，并同步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此后，他多次到今雨轩参加各种茶话会，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展出谋划策。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2021年6月1日，来今雨轩茶社经过修缮布展正式对外开放。感受百年茶社里的红色印记，当年在这里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点燃了革命志士救国图存的火种，百年风雨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为革命先贤的精神所震撼和鼓舞。
成都的街头茶馆(图源：摄图网)
张恨水(1895-1967年)，原名张心远，1914年19岁的张恨水到汉口投靠在报馆工作的叔伯张犀草，开始了媒体生涯，自取笔名“恨水”。
1938年抗战时期，张恨水先生携妻儿流亡到陪都重庆。一家在郊区租了三间茅屋居住，二间家人住，一间用作书房，因为是茅草屋顶，风雨侵袭必漏雨，所以张恨水先生将其书斋戏称为“待漏斋”。
张恨水(1895-1967年)
这个“待漏斋”是张恨水的书斋，也是他的茶寮。陋则陋矣，时有文友叩访，增添不少雅趣。老舍、艾芜、张友鸾等都是常客。好友相聚，各携一把竹椅坐于屋前，品茗赋诗，谈笑风生，闲适自得，常常在浑然不觉中时已晚矣，但见月悬峰顶，清辉四溢。
在“待漏斋”的八年岁月中，尽管生活极其艰苦，但张恨水文思泉涌，勤奋笔耕，硕果累累。
他先后创作了《八十一梦》《夜深沉》《水浒新传》《丹凤街》《秦淮世家》《傲霜花》《大江东去》《牛马走》(即《魍魉世界》)《虎贲万岁》等九部长篇小说，其中部分小说在《新民报》上连载，一时风靡大江南北，《新民报》也因此销量大增。
他担任重庆《新民报》副刊主编时，副刊以《最后关头》命名，包含着愤慨呐喊的意义。期间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这副刊上写下了抗战呐喊文字约百万字，一千余篇杂文。在他勤奋挥毫的日日夜夜里，伴他助战的依然是最酽最酽的苦茶。
其时张恨水居住的南温泉山村聚集了众多的文人，大都是“文协”的成员。每每写作之余，他们也常去茶馆。张恨水住所附近有一条河，名叫桃子沟。它的两岸则住有沙汀、欧阳山、杨骚、梅林、臧云远、陈学昭诸人。
平日暑天上午，各人自管在家中读书、写作。午后天热，若无敌机轰炸的警报，常会有人在桃子沟河坎上吆喝一声，诸位文友兼茶友便从“国难房子”中慢慢吞吞地踱出来，相约去茶铺喝茶去。反正谁得了一笔稿费，就由谁掏腰包请客，俨然过作一种有饭大家吃，有茶大家喝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
兵荒马未乱，国破家未亡。世道到了什么境地，生活还是要继续。如果还有那么一丝讲究，还能从容地喝一盏茶，就是对残酷世间最好的告慰。
张恨水在跑警报时依然不忘抱着一把紫陶茶壶，蹲在防空洞里一边过茶瘾，一边打腹稿想《最后关头》文章。这是怎样的一种报人精神?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先生离开了重庆。在辞别之际，他满怀深情地在《新民报》上撰写了《告别重庆》一文，怀念他的“待漏斋”：“南京失陷，家乡吃紧的时候，我提一只皮箱，悄悄到了重庆。重庆的雾和山洞，保护我度过了7年的轰炸;重庆的平价米，充了我6年的饥;南温泉的草屋，为我挡了8年的风雨;南温泉的山水，温暖了我8年的襟怀。不是这一些，怎能活到今天，我又怎能不加以感谢?”
来源:茶道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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