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边陲有一个全国唯一用民族命名的乡，它叫“布朗山”，也许你还没听说过，但“老班章茶”想必大家都知道，就坐落在此乡。如今，布朗山已成为著名普洱茶的主要产区。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森林茂密、交通闭塞，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几乎不与外界往来。全乡90%的村寨都在靠吃国家的救济粮度日，被国家定性为特困乡。
晒台上的两个布朗族女孩（1992年01月，布朗山张家三队）。
两个布朗族女孩均已结婚。左：玉叶温和本村布朗族人结婚，养育两个男孩；右：玉章娇和汉族人结婚，养育两个女孩。现两家均为茶农（2018年8月，布朗山张家三队）。
1991年10月，我徒步8天沿中缅边境考察、摄影创作。布朗山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线长达70余公里，没有地图，不知道路就用10元钱找村长派向导，到了下一个村再更换向导。就这样跋山涉水，一村又一村地与老乡同吃、同住，拍照、创作。白天，看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夜里，与他们一同钻进低矮狭小的茅屋里，在松明点灯的暗光下用野菜、辣椒充饥。饭后，凭借插队当知青时学会的傣语，与老乡一同围坐在火塘边，喝着普洱茶，问长问短……
布朗山新南东村栅栏旁顽皮的孩童（1994年02月，布朗山新南东村）。
布朗山新南东村栅栏旁的两个顽皮儿童，现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左：岩叫少，1988年5月生；右：岩胆的，1985年3月生。两人曾当过和尚，现为茶农（2018年09月，布朗山新南东村）。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我追踪拍摄记录的布朗山组照：《山乡巨变》有幸入展北京国际摄影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主题形象展，高兴之余忽然联想到“变”的内涵与外延。于是我带着早年拍过的人物照，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去寻找当年拍过的人物，看一看岁月在他们的生活、成长中所起的变化。
6岁的米娅，哈尼族（1991年10月，布朗山戈吉良村）。
34岁的米娅，养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家打理茶地（2018年09月，布朗山戈吉良村）。
我驾车绕行在平坦的柏油山路上，进入布朗山乡界后，收入眼底的除了自然保护区外，还有香蕉地、茶地。过去不曾有的茶叶初制所、民间茶叶合作社的厂房接连而至。前行中，海拔在不断升高（布朗山平均海拔1200米），视野逐渐开阔起来。放眼望去，一座座群山环抱的山寨中混杂着一幢幢亮丽的别墅，似乎在向路人炫耀、宣告：布朗人已告别贫困，迈向富裕。
猎人岩帅纳说：“我的两个孩子几乎是吃野味长大的。后来政府要我们保护野生动物，我就把枪交了”。（1993年08月，布朗山张家四队）。
摄影师与当年的猎人岩帅纳，布朗族（2018年09月，布朗山张家四队）。
转眼27年过去了，他们曾经在高山之巅，在大山的包围下，在不通公路、不通水电的条件下顽强地与自然、命运抗争……是国家，是党的扶贫攻坚政策给他们带来了巨变，是大自然的恩惠让这里的茶叶驰名中外，给百姓带来财富，摆脱贫困。
岩尖温，1988年12月生(1994年02月，布朗山新南东村)。
30岁的岩尖温至今还是单身，在村里与父母一同打理茶地（2018年09月，布朗山新南东村）。
进到村里，我拿着打印好的照片让老人逐一辨认，虽然时光久远，但在众人的辨识下还是有少量的惊喜，更多是远嫁他乡和外出打工，有的连其父母都不知道是否还活着。改革开放后，走出大山也许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梦想，但有的也给家庭带来了困惑与不幸。张家三队就有一个我拍过的男孩，村民告诉我，这孩子外出打工期间学会了赌博，欠债后回村把家里父母的土地偷偷卖了30余万元后又跑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6岁的帕莎（哈尼族）在自家粮仓前留影（1993年08月，布朗山戈吉良村）。
帕莎与丈夫陈海华成立了茶叶专业合作社，每年投资500万收购村民的茶叶，销往内地市场（2018年09月，布朗山戈吉良村）。
山乡巨变，脱困是主流。收入提高，物资充裕，生活质量确实今非昔比。但，不可忽视的是：这里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都不可避免的也在变，甚至在消亡。还有内地农村男人谈婚论嫁时在女方“有房、有车，彩礼5万以上”的苛刻条件压力下，纷纷跑到偏远民族地区娶妻，导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我曾走访过一个不足100户的哈尼族村寨，发现40多个单身大龄男青年。据调查，现如今再偏僻的山寨都有女孩和湖南、四川、河南、山东等省籍的人通婚后被带走的状况，这一现象已经成为边疆民族地区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乡土社会和外在力量移入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问题不仅多元化、复杂化，且不可回避。
文、摄影／王艺忠
转载自：中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