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中国茶史专家朱自振逝世

茶界同仁追忆朱自振先生

悉闻朱自振先生驾鹤西去，茶学领域悲痛万分。

朱自振先生是著名茶史专家、茶典籍史料学家，长期从事茶史研究，为发掘和整理我国茶史文献，推进茶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朱自振先生主要论著有:《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略考我国茶类生产的发展》、《太湖地区农业史稿》、《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中国茶酒文化史》、《茶史初探》等。其中《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茶文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来源，为茶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朱自振担任编委的《中华茶史》。

《中华茶史》总主编余悦得知朱自振先生逝世后，心情万分悲恸。他与先生在多年的茶文化研究中，亦师亦友。他认为，先生堪为“茶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朱自振先生矢志不渝，毕生坚持研究茶史，学识渊博，汇通古今，著作丰硕。朱自振先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坚守学术道德与良知，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朱自振先生为人坦诚，师长风范，热情指导与培养学术新人，言传身教，惠恩广播。

中国茶叶公司原总经理施云清说：“他是我尊敬的茶界有真才实学的茶史学者之一，上世纪有幸与他有过几次会晤，感觉他知识渊博、厚积薄发、言之有物，严谨而谦逊，不尚套话虚话。有一次，他和中国农科院茶科所庄雪岚教授和我会晤中表达了愿尽全力、倾所知编撰有关茶史。事后，他们先后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诺言，为中国茶史留下了宝贵遗产。”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姚国坤说：惊闻老友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仙逝，当属茶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作为朱先生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出版社高级编审穆祥桐心情非常沉重，朱先生出版的多本书籍都是穆祥桐作为责任编辑完成的，他与朱先生有多年的交情，也对朱先生的人品深表仰慕。

编纂完成《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1934年，朱自振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武进市），1955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这为他后来从事中国农业史及中国茶叶史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9年，朱自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所属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整理和编撰《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茶史研究课题是1962年在制订国家科学发展规划时，由出席会议的万国鼎提出，获得批准而后正式下达的。说来事也凑巧。万国鼎在京出席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同时，朱自振和陈祖槼正好出差到北京图书馆检索、核对地方志资料。会议一结束，万国鼎便向他们传达了会议审定农史课题的有关情况，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之方案分上编与下编两个课题，并说上编由陈祖槼、朱自振主持编撰，下编则由朱自振、陈祖槼主持编撰，两人既协力合作又各有侧重。当时陈祖槼年纪比朱自振大得多，这样的安排，便于以老带新，在茶史研究工作上实行“传帮带”，同时也表明，万国鼎对于朱自振在茶史研究这项事业上所寄予的厚望。朱自振与陈祖槼凭借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地方志的过程，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茶史资料的线索，提出如果将其一一查抄下来，荟成专册，对于茶史研究工作来说则裨益不浅。

朱自振与郑培凯主编的《中国历代茶书汇编》。

时隔七八年之后，即1973年，农业遗产研究室划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朱自振和其他一些青年研究工作者，奔赴江苏各地的不同农作物产区，探索农史研究，包括茶史研究的创新之路。其时，朱自振与另一位同伴撰写了《历史上苏州地区的茶叶生产》一文，并由当时苏州地区的农业主管部门打印下发给所属的茶叶生产单位，供研究参考。此后不久，朱自振则又撰写了一篇《江苏茶业的历史发展及其经验》的专题报告文章。20世纪70年代，朱自振一度被调到《江苏农业科技》杂志及报社工作，但他的茶史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先后在《茶叶科技简报》和《中国茶叶》等杂志及报刊上发表有关茶史的文章。

20世纪80年代前夕，随着农业遗产研究室被批准恢复原来体制，朱自振才得以重新走上茶史研究的岗位。上班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其早年送审的关于《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上编与下编两部初稿重新加以整理和补充。该书1981年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却了三代茶史研究人员的心愿，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提出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

朱自振在茶史研究方面提出过种种论见，其中最突出的主张则是巴蜀是我国茗饮文化的摇篮。陆羽《茶经》所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主张的是茶饮史前说。其后，或说茶饮始于战国时代，或说始于西汉时代，或说始于魏晋时代，历史上众说纷纭。至于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并无确定说法。直到清代初期，顾炎武才在《日知录》中说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就是说巴蜀在战国以前，茗饮之事早就形成风俗，而我国巴蜀以外其他地方的饮茶、种茶，则是在秦灭巴蜀之后才渐渐传播开来。朱自振肯定了这种论说，并且就此作出许多富有创见的阐述，从而论证了巴蜀是我国茶饮文化的摇篮。

朱自振退休之后，依然在茶史研究的领域中笔耕不辍，探索不止。他除了担负撰著《农业通史》中的原始农业卷部分，参与《中华茶叶五千年》和《中国古代茶书汇校》的研究课题外，还在着手整理《中国古代茶叶文献通考》，并策划建立一套不同类型的茶叶博物馆系列工程。晚年的朱自振，尽管体弱多病，但在茶史探索之路上的奋斗精神却不减当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愿为中国茶叶历史文化奉献终生！”

忆朱先生

沈冬梅

9月13日晚，翻阅朋友圈，看到江苏省茶文化学会王为秘书长的告示，惊悉朱自振先生去世，一时间与朱先生相识相处过往的记忆纷至眼前。

30年前的1991年的四月，中国茶叶博物馆开馆，当时正在面临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我，已经在茶博馆筹建处帮工整理材料几个月了。开馆当日邀请了很多业内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咖，可是对于初涉茶文化的我来说，却是泰山矗立于前也不识的。一直负责茶博馆筹建处工作的张子华主任给派了活儿，让我到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去协助接待朱自振先生和当时勐海茶厂的厂长。这是我初识朱自振先生，因为朱先生乡音浓重，而我自己当时对茶叶及茶文化所知甚少，现在回想起来，却是想不起当时都谈了些什么。但肯定至少让朱先生知道了我学历史，且对茶文化有浓厚的兴趣。

此后不久，朱先生通过王旭烽联系，要做中国古代茶书的整理，最终因了我所不知的原因，未能成功。1994年，我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因为整理茶书，最终与导师梁太济先生商量改变最初与他商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改作《茶与宋代社会生活》，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搜集资料。当时没有任何电子学术资源，所需图书的纸本书也很难找到，朱先生与陈祖椝先生所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就成为我读找资料的路线指引。朱先生所编茶史资料泽被学林，于我是深受泽润的。

2000年，朱先生来北京，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抄录善本茶书，已经博士后出站留京工作的我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邹明华都去帮忙，至今用铅笔抄录的古代善本茶书稿纸仍在。

转年到2001年，郑培凯教授约请我去香港城市大学协助朱先生进行《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搜集图书和校注工作。年底到了香港城市大学，难得有机会在同一间办公室与朱先生做了半年多的同事。亲眼见到朱先生的学问与敬业。那时，香港的大学里已经能够用到一些电子资源了，在年轻同事都在用电脑工作的时候，朱先生一直还是在用“纯手工”作业，注释与校订工作都是手写，删除好办，而增加，却是写好一条一条大小不一的纸片贴上去的。当时学校有多色水笔可用，朱先生的稿子是花花绿绿的，贴着多种颜色的纸条，百衲衣般。

结束香港的工作后，我与朱先生一起接受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茶经》校注项目。后因朱先生接受南京农业大学返聘，返校主持茶史研究及指导博士后的工作，暂时无暇顾及其他项目，《茶经》校注的工作便由我单独进行。由此也成就了我对《茶经》版本与校释的全面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直至2019年朱先生回老家常州居住之前，我与朱先生多次在茶文化研讨会和活动中相见。朱先生性情耿直，对于当下学术研究以及茶文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都是直抒己见，我每次都深受教益且与共鸣。

而朱先生最心心念念的，还是茶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朱先生还曾希望用他个人的资金设立基金，奖励茶文化研究。由于《中国历代茶书汇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陆读者很难得到，因而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又出了他和我整理校注茶书原貌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茶经》之外，他还计划要做明代喻政《茶书》的整理校释，还希望能做各地茶文化史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而这些最终还是被《中华大典》茶叶典的工作耽搁了，没能展开。2018年，我回家乡江苏仪征时和当地农业局局长施伟文一起专程去南京看望他，他建议并殷切希望仪征能做好地方茶文化研究的整理研究。

除了史料搜集整理外，朱先生《茶史初探》中的许多研究结论，成为现在茶界的常识。他的相关研究推动了中国茶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朱先生的资料整理与茶史研究为茶文化研究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朱先生的道德文章，为茶界普遍认可。

朱自振先生千古！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