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史篇 | 盘点中国近代十大知名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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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史篇 | 盘点中国近代十大知名茶商

中国近代茶庄、茶号以零售业为主,遍布全国各城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一般茶庄经营者皆与茶山相熟,道途通晓。在近代中国茶叶品牌史中,尤以粤商、徽商居多。盘点一下民国以来,中国排名十大的知名茶叶商人:

1、华茶公司——唐季珊
唐季珊,东南亚著名的富商,经营茶叶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电影制片厂,是联华公司大股东。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茶行商业同业公会监事、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国5年(1916年)回到国内后,即以其父名义邀集亲属集资10万,设立华茶公司,由唐季珊为实际主持人。是为中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华商茶叶出口行。并由其父串连卓镜澄、陈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几乎集当时这个行业的全部实力做后盾。最初运美的“天坛牌”、“美女牌”小包装茶叶,两三年一直未打开销路,10万资本亏损殆尽。
民国9年左右,华茶公司由唐翘卿独自投入资金经营,唐季珊在美虽与一家专营茶叶的大进口商卡特建立了关系,但因无推销机构,销售渠道不畅,仍然敌不过洋行势力。
民国12年华茶公司再次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10万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栈商人投资。唐季珊任总经理。在华商同业的全力支持下,华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诸暨等茶叶产地自设茶号,收购毛茶,在上海开设茶厂进行加工。自产自销,产销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以质高、价低的优势与洋行竞争,逐渐打开了外销局面。
五卅运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制英商、英货,洋行进货与装运发生困难。华茶公司趁机大做出口生意,这一年华茶公司出口额高达8万多箱。
值得一提的是,华茶公司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与汾酒、茅台等一道参加世博,获得一等奖章。

2、龙德记茶庄——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阅龙),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乌龙,父亲曾在当年的“茶都”鹤山同时担任三大茶庄的制茶师,后更是出任当时茶叶贸易量位于全国一位的美珍茶庄的首席(当年称为“大师傅”)。美珍茶庄在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当时能够出任大师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诣极高的茶人。
受环境影响,池秉德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制作乌龙茶。14岁便已在美珍茶庄担任制茶师,17岁时随父落户广州,21岁时已成为茶行业内闻名遐迩的制茶大师傅。年纪轻轻,便在制茶届与父亲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声也早已在行业内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当年美珍茶庄曾邀请池秉德接替年迈父亲的职位,但是池秉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传承的关系,他有了开自己的茶庄的想法,之后选择了专注于乌龙茶的经营。
1898年,池秉德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广州创办了“德记茶行”,后改名“德记茶庄”,主要经营乌龙茶生意。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自身对茶的敏锐触觉和过人的商业才能,很快德记茶庄名气起来了。那时候坊间流传着,到广州十三行采购乌龙茶,一定要去“德记茶庄”——优秀的工艺水平,严谨锐利的选材,多年制茶经验,让德记茶庄的乌龙茶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内脱颖而出,店面内每日门庭若市,甚至一度作为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时任广州知府赠予德记茶庄一块“乌龙世家”的牌匾,大红“德”字包装、专精而全面的乌龙茶商品,成为那个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项乌龙传奇。
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会上,德记茶庄凭着自产的“贡品乌龙”,包装精美、茶香四溢,顿时成了各国参展商、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并一举拿下世博的进步奖章,被誉为“一个世纪的进步”。

3、红顶茶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当时广州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1783年,伍国莹就开始参与经营的商行叫做元顺行。1792年,伍国莹把业务交给了儿子伍秉钧,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4、丝茶买办大王——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5、谢裕大茶庄——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19世纪60年代末期,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清朝又开始“商务奋兴”,外销“洋庄”茶叶生意由低谷发展到高潮。当时“五口通商”的外贸出口格局已经形成。东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贸的兴起,在地理空间为徽商的振兴提供了条件。过去徽商的茶叶出口须经广州“洋庄”输出,而徽州到广州行程千里,产品从屯溪运至广州,历时近2个月,而从徽州到上海,只不过2~3天功夫,减少了损耗,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徽州茶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徽州茶的销量不断攀升,有力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此时,种粮兴茶的谢正安当机立断,决定重操旧业,每年春季在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经加工后,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县新沟司衙内任职,他又将茶叶从长江水路运到靖江,再到上海闯市场,与“洋庄”做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谢正安于光绪元年在漕溪开办“谢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县等地开办茶行和茶厂。把茶行业务扩展到上海、运漕、东北营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宁的吴家茶庄后,成为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财主之一。据《祥字阄书》记载:除去未作价产业甚多外,家积有价产业和英银洋计达49100元,宝银3400两。谢正安在上海闯荡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各庄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竞争相当激烈,谢正安用其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当时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绿”,销量一直居全国绿茶领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云南普洱等争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为达官贵人所器重,为内外茶商所青睐。由于这些茶上市早、产量少、做工精致,因而价格高、利润大。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6、汪裕泰茶号——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7、吴鼎裕茶庄——吴锡卿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
吴裕泰茶庄,自创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东四北大街44号。其时占地20多亩,高门大院,能同时进三辆大车,共有8个院落,100多间房子,为花园式建筑,分为客房,库房,加工拼配室,营业店堂等。那时,茶庄主要从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进茶,一般是经大运河到通县,再用大车进东直门,到北新桥。那时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北局,1928。现为64041928,历经百年,主号未变,现在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茶叶筒可作证明。
吴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吴锡卿用五块银圆,请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写的,称《吴裕泰茶栈》,书法不俗。这块匾在北京挂了几十年,公司合营时,吴裕泰茶栈改为《吴裕泰茶庄》,文革时北新桥地名被改为红日路,吴裕泰也更名为“红日茶店”(为竖牌),直到1985年才恢复老字号,是请中央民革委员冯亦吾老先生题写的,黑地金字的横式牌匾,沿用至今。
1994年,茶庄进行翻扩建,营业场所由原来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宽敞明亮,店内悬挂着天津炎黄画院赠送的大幅国画,《陆羽品茶图》。次年,建成与茶庄一壁之隔的《吴裕泰茶社》,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欣然命笔题写匾额,1995年金秋时节,茶社开笔会,刘炳森、胡洁青老人、李滨声,苏适、米南阳,留下了墨宝。
当时的吴裕泰茶栈,就以拼配花茶为经营特色,开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产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门红茶,安徽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誉中外,但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吴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众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兴隆,在北京茶行中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又获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营后,更名“吴裕泰茶庄”。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以“中华老字号”称号。

8、张一元茶庄——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9、近代中国茶王——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10、吴怡和茶号——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吴荣寿独立经营茶号之后,非常重视技术和工艺改进,他重金聘请婺源制茶技术高手汪汉梁为洋庄总管,将婺、歙两地“屯绿”制作工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他还对雇佣的工人亲自传授操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雇佣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锅、拣板,可以传给其子女使用,称为子孙锅、子孙板,既保证了工人工作稳定无忧,又体现了商家延续有继。有《茶庄竹枝词》这样评说道:“急明论暗肆咆哮,坐了编成莫混淆。还是旧年原板好,学他燕子各归巢。”由于吴荣寿经营茶叶注重质量,又讲求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洋庄越开越多,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了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胜等18家洋庄茶号;每年雇佣工人多达1000余人;年加工销售“屯绿”二三万箱,占“屯绿”总产量的1/3以上;巨大的规模使他成为徽州外销茶商中的巨擘,吴荣寿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休宁县商会首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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