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山西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范维令的研究与史料证明永聚祥茶庄及兴隆茂创办的年代，应在清嘉庆二十二年之前的嘉庆年间，即公元1817年，而不是道光年间，这样兴隆茂的有据可考提前至少21年。
【作者简介】
范维令
中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 名誉所长
1946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下古县村，2006年退休后创办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在晋中学院学报发表论文6篇，着作有《乔家大院大掌柜——闫维藩》、《惊天大盛魁——近代物流巨史》
《晋商巨族——祁县何氏家族》
兴隆茂品牌策划团队从山西祁县考证回来，最早我们把兴隆茂的起始时间大约订在公元1838年，这次中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山西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范维令的研究与史料证明永聚祥茶庄及兴隆茂创办的年代，应在清嘉庆二十二年之前的嘉庆年间，即公元1817年，而不是道光年间，这样兴隆茂的有据可考提前至少21年。感谢范馆长对史料研究考证的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
2016年1月6日，祁县文物旅游局干部、亦即我所研究员许自力，为笔者引见了山西省大同市华严寺文物管理所白雪松等三位干部。通过交流，笔者发现一件珍贵历史资料，即大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下华严寺碑记》摘录文抄，载有捐款商号63个，其中“兴隆茂”排位33。
兴隆茂商号，是祁县何家永聚祥茶庄的分号。总号设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古城之东大街北侧。在湖北羊楼洞、汉口，湖南安化，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归绥，张家口，天津及山西大同，皆设有分号，所有分号的名称统称“兴隆茂”。
大同《重修下华严寺碑记》史料，为挖掘研究万里茶道上的着名茶庄—兴隆茂，提供了重要证据。
2010年，笔者根据祁县本土资料，整理撰写了《解放前后的兴隆茂茶庄》的文章，并载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晋商巨族——祁县何氏家族》一书。文章将永聚祥茶庄创办的年代，定格在清道光年间。而大同《重修下华严寺碑记》记载的年份为清嘉庆二十二年，即公元1817年。证明永聚祥茶庄在大同镇的分号兴隆茂，此时已经名列碑记中间了。足以说明永聚祥茶庄及兴隆茂创办的年代，应在清嘉庆二十二年之前的嘉庆年间，而不是道光年间。
祁县何家永聚祥及兴隆茂茶行，同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一样，是晋商茶庄中少有的经营到新中国建立，走完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转型为公私合营的安化资江铁厂的典范。不仅为湖南安化县的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遗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永聚祥茶庄，自创立了清嘉庆初的1796年起，至兴隆茂转型发展为安化资江铁厂的1955年止，经营时间长达159年。它以非凡的史实，冲破了“晋商衰败”史论。它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衰亡，也没有被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而冲跨；而是与时俱进，在新中国诞生中获得新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安化兴隆茂茶厂的资本转为安化资江铁厂的股份，转型蜕变为社会主义企业。这在晋商乃至全国各大商帮发展史上，无疑创造了一大奇迹。
永聚祥与兴隆茂茶庄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奇迹，根源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条：
一是人才支撑。永聚祥与兴隆茂茶庄的财东是祁县何氏家族。祁县何家与乔家、渠家不同，发家始于明朝初，曾在洪武年间出过两个仕官，一个是何子华，曾任蓟州河涧知府；另一个是何子皋，曾任刑部主事。有清一代，何应山以守御所千总衔、诰授武德佐骑尉，何增盛为大同县教谕、加五品衔，何自疆为侯选布政司经历，何遵先为诰授奉直大夫候选员外郎。可谓官宦人家。同时该家族士商并重，先在北京城经营粮行，后又在祁县城创设永聚祥茶庄（并在全国各地创办兴隆茂分号）、祥云集烟店、复清永当铺、晋昌元铁铺、天禄园饭庄、义生隆油店、聚珍店转运站等七大联号。
特殊的家族优势，奠定了以人才为本的经营理念。故在用人上，既不囿于本乡本土，又不论资排辈，而以德才兼备选拔。比如清光绪年间，永聚祥掌柜李如椿，因张家口分庄经营不善亏赔，而受连带追责。东家选准了年轻有为的内事掌柜程绅接替李如椿的掌柜职务。但程绅从稳定大局出发，提出了保留李如椿掌柜一职的请求，东家认为程绅有容人度量，便采纳了他的建议，故永聚祥出现了“李如椿当家不主事，程绅主事不当家”的经营层机制。程绅是祁县白圭镇、庄子上人，从小好学上进，20岁进永聚祥学徒，30岁已经是永聚祥内事掌柜了。他在永聚祥就职长达50年，于民国36年（1947）病逝于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程绅病故后，虽然总号歇业，但在汉口分庄的老板王凤朝与湖南安化兴隆茂茶行的主事人渠传源，却仍然维持经营至新中国建立，1951年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分红，他们在何东家的支持下，一直经营到1955年，顺利完成了公私合营之转型发展。
为什么程绅、王凤朝、渠传源等永聚祥兴隆茂上下层管理人员能做到与永聚祥兴隆茂共存亡呢？道理说来也简单，就是何东家能做到知人善任，并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共同体保障机制。永聚祥及兴隆茂不仅有一套与祁县商帮一样的“顶身股”制度，而且在“故俸”制上，则胜于其他商号。制度规定：顶生股的职员死亡后，顶有全俸生易者，可享受十个帐期即三十年的分红权；顶有八厘生意者，可享受八个帐期的分红；就连顶有一厘生易者也可享受一个帐期的分红权。
当今，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中，有多少能建立健全了像永聚祥与兴隆茂一样的“经理负责制”与“股权激励制”呢？
二是文化支撑。没有文化的企业，就是失去灵魂的企业。祁县何家永聚祥茶庄与兴隆茂茶行这一百年老号的实践，为我们揭示了这一深刻哲理。首先，祁县何氏家族是一个“仕商并重基于文化”的典范。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何遵先，虽然学历仅是个秀才，但他不热衷于科举，而是弃举子业从事金石考与着书立说。在金石考方面的成就，曾着有《山右金石文钞》，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扬深秀赞誉为三晋第一人。在文学方面着有《山右四朝诗》、《王太史稿》等传世。尤其是创建的“对蒙轩”书院，藏书数万卷。他的长子何为儒为贡生，河南试用同知；次子何为德是辛卯科举人，议叙同知衔；三子为官、四子为福，皆是监生，为官有议叙翰林院待诏衔。
何遵先的藏书，一直传承到何为儒的长子何一凤（字小楼），到1955年，何小楼将这笔宝贵遗产赠予祁县人民政府。笔者从1955年祁县人民文化馆收藏古书登记册查到，以何小楼名捐赠的图书达4865函、38901册。经、史、子、集书目齐全，尤其是宋版《韩昌黎文集考异》，为闻名海内外之国宝。
值得考究的是，不仅永聚祥兴隆茂的何东家注重文化，而且永聚祥兴隆茂的掌柜程绅，就连上街伙计闫维明、程来庭等也非常重视文化修养，他们的家藏古籍也都在万册以上。一个茶庄，从财东到掌柜，再到伙计，能有万卷以上的藏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足见他们的文化素养非同一般。正因为他们的文化素养很高，所以他们不仅是儒商的代表，而且能与时俱进，接受先进文化，成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躯。
当今，在我国的私营及国有企业中，在大讲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谓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又有哪些企业真正重视了文化建设？
近年来，中蒙俄有识之士致力于“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甚至共同申报列入世界文物遗产保护名录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但笔者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尽管早，但却大多停留在商路线型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整理。深入挖掘研究万里茶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之所在，也是传承万里茶道文化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