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刘姝滢参加《福建茶文化》纪录片开播仪式上说：我是一个real 耿直的人，但今天看到这些视频我还是感动了，因为我对真的东西心是软的。
启动仪式上，旧式的铁罐，醇厚的老茶，锯齿花边的黑白照片，无不令人神思荡漾，仿佛回到过往的年代。
可惜世事无常，当年人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老茶成了权贵阶层争相追逐饮用的稀世珍宝。
《1930年的“镇痛剂”》文/刘姝滢
昂贵，宛若虚荣的“镇痛剂”，昂贵本身并不需要合理，只要显得高贵跟荣耀，一切只是狂欢的道具。
某个睡意不浓、微凉的秋夜，看到好友在深夜与台湾某大师一起饮茶，胡须花白的大师用纯金茶壶为大家冲泡1930年的同昌号茶饼。1930年至今正好88年过去了，这看起来浓浑的茶汤被某个在场的人后来吐槽说有些发霉的味道。但并不耽误其他人因此产生的幸福感，泡茶的金壶似乎也熠熠生辉。
而这家茶号1930年间所出产的茶，主要销往四川跟越南、曼谷，在当时本也就是侨民家中常备饮品，并无龙井那种稀缺特质。不明白当时这种日常所需的日用消耗品，伴随着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跌宕起伏，熬到今天反而有了某种与其品味不符的稀缺属性。更多人兴奋盲目的追捧，倒让我想到了曾经轰动西方红酒收藏界的迷案。
《最贵的红酒与最大的谎言》
1985年12月5日，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落槌15万英镑，卖出一瓶1718年的红酒，这是史上最贵的一瓶红酒，购买者上美国福布斯公司。
这瓶红酒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有故事。
话说一栋巴黎古宅要翻修，几个工人无意间挖出一批红酒。故事的关键是，这批红酒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在任美国驻法大使时收藏的1784到1787年的红酒。杰斐逊如此伟大，当然品味超凡。
出面卖酒的人，是德国著名红酒收藏家罗登托克，他也是权威的红酒鉴赏家。他说为了保护隐私，红酒的所有人不肯透露姓名，也不愿说出发现的地点。只请罗登斯托克鉴定，并请他代为出面。
当时所有的红酒权威都一致背书，波尔多五大酒庄也力挺，这样当然不会有假。杰斐逊总统的收藏，创造了红酒的传奇。
这一批30瓶刻有杰斐逊名字缩写“TH.J.”的红酒，陆续卖给了美国的大富豪。其中有位比尔.科赫在1988年花了五十万美元买下四瓶红酒，两瓶1784年的拉菲，两瓶1787年的木桐。
2005年，科赫准备各拿一瓶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览。
但酒是用来喝的，怎么用来看？怎么看才能看出美感？难道酒放在美术馆，就能看出艺术？美术馆要求科赫提出证明文件，证明原主石杰斐逊。
科赫拿出罗等登托克的保证书，美术馆说最好找杰斐逊基金会来加保。科赫找杰斐逊基金会，没想到基金会回复他说，根据他们的考据，怎么查也查不出杰斐逊买过一批红酒藏在巴黎。
这下糟糕了，科赫花了100万美元，动用各种科学鉴定，还找来联邦调查局和苏格兰警场探员，直到2007年才真相大白：
所有的故事都是罗等史托克胡编的，整批杰斐逊红酒也都是伪造的。
这一堆富豪变成冤大头，红酒大师个个变小丑。
你看，红酒有多妙，把一样的酒装在不同的瓶子，红酒就会不同的价钱，关键不在酒，在瓶子。如果你再给它编个故事，就会变成天价。买的人开心，卖的人赚饱。（文/雅昌）
当物质被假以幸福的虚名存在，就会冲破逻辑的密网，兀然地闯入我们的生活。理性就此被驱逐，假以幸福名义强势存在的幻象，在这地球上每天都在升腾幻灭，生生不息。茶与酒，东方与西方，仿若两个倒置却又相似的世界。西方人在饮茶时有着极形而下的理智，而东方人在饮用葡萄酒的时候，多数也有可有可无、实用至上的冷淡。
2011年，英国的心理学家就消费带来的幸福感，做过这样的实验：购买不同品质的葡萄酒，价格区间从几美元一瓶的口感粗糙的波尔多酒，到几十美元一瓶的勃艮第葡萄酒。在隐藏了所有的信息后，让六百个人进行盲品，来猜测哪种酒更昂贵。结果有超过61%的人觉得，廉价的酒比昂贵的口感更好。
这样的实验我也一样尝试过。多数人选择了与平时认知一致的口味，认为熟悉的才是好茶。而真的稀缺、复杂且价格昂贵的茶，恰恰被挑出了诸多感官上的问题，首轮即被淘汰掉了。
直到我公布了价格，大家寻着答案再喝过去，品评结果却是相反的，只有百分之二的人通过自己最直觉的感官感受来判断茶的品质高低。甚至常在朋友圈中，那些声望极高，葡萄酒盲品大赛的评委及葡萄酒大师，喝的茶也是内质空泛，被市场泛滥炒作的“噱头茶”。我们常谈到的感官体验，似乎在价格与价值面前变得高深莫测。
在品酒的同时，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品尝者的大脑做核磁共振扫描，并且对唾液成份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当实验对象知道自己所饮用的酒更贵，左内侧眶额叶皮层（mOFC）和腹内侧前额叶（vmPFC）都更加活跃。
在上周的某个纪录片发布会中，被邀请来的台湾老先生戏份十足地在演讲台上拿出自己的道具——1930年的武夷岩茶，引起现场的躁动。但1930年，武夷山还被叫作崇安，历史上先后发生过著名的上梅暴动和赤石暴动。在混乱的衰颓的背景中，谁有心将茶完好保存且辗转流通至今？
且那时武夷山还没有明晰的岩茶概念，因此十多年后的1943年，林馥泉先生所著的《武夷茶叶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还用着武夷茶的概念。但整个发布会上，大概只有我面沉心冷地旁观着这个鲜活的闹剧，我的面前聚集了举起相机、涨红着激动的脸拍照的甲乙丙丁。
比起之前拍卖会上那些起码还费心造假1787年的拉菲，这些来路不明却无人质疑的茶，在中国这片广大又包容的土地上倒显得欣欣向荣起来。而文章开头那位揣着1930年同昌号普洱茶饼，行走江湖的老茶商的父亲则师从过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深夜恰逢翻到其父年壮年时所写《国立湖南大学志》中记载“图书馆于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被敌机轰炸，馆舍全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而那位老先生现在冲饮无法考证谱系的1930年茶饼跟这书中近乎同年的文字叠合在一起，会让你产生一种超现实主义才有的反讽与滑稽。
1930年是民国十九年，萧红初中毕业为逃婚出走至北平，与正在中国大学学习的陆哲舜住在二龙坑西巷一小院，分屋而居；冰心则与失联了四年的梁实秋取得了联系；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
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动荡的“黄金时代”中的人们，谁也无法遇见八十八年后的某个秋夜，那饼来路不明的同年茶饼早超越了时代价值，宛若虚荣的“镇痛剂”般，华丽地流转在伪雅人们的杯中。
编辑整理：《老茶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