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5月13日，在英国南端朴次茅斯海港外的洋面上，一支由十四艘英国军舰组成的威风凛凛的船队，渐渐驶入了人们的视线。领航的是英国皇家“查尔斯号”，乘它而来的是葡萄牙国王胡安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布拉甘扎。这位从伊比利亚半岛上那个富裕王室而来的公主，即将要嫁给这里的统治者查理二世。
据说，英格兰国王是在一大笔嫁妆的诱惑下缔结这场婚姻的。尽管两年之前斯图亚特王朝已经复辟，但是王室的财产在革命期间早被拍卖，新登基的查理二世所有的宫廷花费则要依靠议会的财政支持。除了从英联邦政府那里继承的债务外，这位被称为“快活王”的君主，不愿舍弃的享乐生活也为其增添着新的负担。葡萄牙国王曾作出承诺，他的女儿出嫁时，将会带着五十万英镑的嫁妆前往英国，而当时查理二世则不顾一切地想得到这笔钱。
凯瑟琳到达英国的第六天，查理二世自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伦敦赶到朴次茅斯港，亲自迎接他的新娘和那一船价值不菲的嫁妆。令查理二世失望的是，他的未婚妻只带了承诺嫁妆数目的一半。即使这一半的嫁妆也不是现钱，而是当时葡萄牙的船队泛海到世界各地搜罗而来的“奢侈品”，有美洲的食糖、亚洲的香料、印度的特产及中国的瓷器等。尽管这些东西，在当时欧洲上流社会里也都是备受追捧的物品，但债务缠身的国王更渴望见到现金，以至于他差点就取消了这次联姻。
如果说，在婚礼前查理二世还曾对葡萄牙人的食言而耿耿于怀的话，那么整个国家都应该为这次小小的吃亏而感到庆幸。他们的王后没有为国王带足想要的金银，却给这个国家的味觉带来了一种迷人的东方味道。英国人的饮茶时尚，随着这位葡萄牙公主的到来风靡起来；而伴着他们对于茶饮的需求，在海外贸易与开拓上，又成就了大英帝国无比荣耀的一连串事业。
1662年，茶叶遭遇的冷淡局面，随着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到英国，率先在宫廷中得到改变。据说，在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的婚礼上，许多王公贵族举起酒杯向美丽的王后祝贺，但王后均以微笑谢绝，只管举起她那盛满红色汁液的高脚杯与人碰杯。这杯中所盛何物，人们费尽猜疑。参加婚礼的法国王后伺机靠近凯瑟琳，也想尝一下这“琼浆玉液”，机敏的英国王后早有察觉，未等对方开口便举杯一饮而尽。法国王后顿生妒意，回宾馆后便令侍卫潜入王宫，定要弄个明白。侍卫官发现英国王后引用的是中国红茶，便偷出少许献给王后，不料出门时被发觉，由此引发出当时震惊英伦的“红茶盗窃案”（沈立新《略论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尽管这则茶史趣闻已经真假莫辨，但不可否认的是，凯瑟琳对于英国饮茶时尚的形成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作为航海时代的先驱，世界各地的奢侈品包含着异域风情的享乐文化，率先被葡萄牙船队引进国内。葡萄牙的公主凯瑟琳也养成了喝茶习惯，她带到英国的嫁妆中就包括一箱中国红茶。来到英国后，凯瑟琳念念不舍自己的嗜好，常常“在小小的杯中啜茶”，并不时在宫中举行茶会，宣传红茶的功能，说自己苗条修长的身姿正是仰赖这一种奇妙的饮料所赐。在宫廷中，原本的习惯是，无论男女从早到晚都喝着英国的淡啤酒、葡萄酒或蒸馏酒，而在爱好茶饮的凯瑟琳影响下，东方的茶渐渐取代了以前的酒精，成为宫廷内的流行饮料。
茶叶如此受到尊崇，绝非偶然，在其背后，是欧洲贵族社会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迷恋。我们可以看到，在17—18世纪的西方，一股崇拜中国的思潮正在弥漫。不仅启蒙思想中推崇孔夫子的哲学，而且社会生活中，“中国货”与“中国风”都成为时尚的典范。茶叶、瓷器、漆器、壁纸、屏风、丝绸等极具东方风情的器物，都被赋予了一种静雅绚丽的色彩。
尤其新航路开辟后，这些不再是异域的幻想，从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卸下的茶叶、瓷器、丝绸、漆器等，已经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资。它们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的物质生活，还引导了新的生活风格。家中摆上一个中国式的漆柜，几个瓷花瓶，最能展示主人的富有与品位。瓷器轻薄淡雅，丝绸华贵飘逸，既点缀了精雅享乐的生活，又无不满足着王公贵族的奢侈、中产阶级的虚荣。而苦涩里透着清香的茶饮，则最适合治疗贵妇名媛、时髦女性们无所事事的闲愁。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对于中国情调的追捧中，一经凯瑟琳王后这位尊贵的女性的垂范，中国的茶饮又从宫廷传播到了时髦的上流社会，成为奢侈生活的标志。一些富贵之家的女主人也纷纷仿效起王后的习惯，在家中特辟茶室，以显示高雅与品位。
贵妇们开始以茶待客，诗人们歌颂起“清茶美人”这种新的风尚，茶逐渐由咖啡馆转入家庭中。咖啡馆只是面向男性的俱乐部，因而限制了茶的普及，反倒是茶成为贵族女性的时尚饮料后开始普及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周宁《茶与鸦片：两个帝国命运的改写》）
